[危险三角区]危险的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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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水源地

《香港周刊》（ID：phoenixweekly）记者/ 曾鼎

张运和已年过六旬，2016年春节前，顶着冬日的寒风，他仍然坚持和几名志愿者徒步走在湘江江畔，他们带着一群中小学生以及部分学生家长前来探访长沙的水源地。他们用中学实验室里最常见的成本低廉的水杯、试纸来收集检测水质。

张运和是长沙环保组织“绿色潇湘”的志愿者。从2014年开始，“绿色潇湘”每个周末都会组织志愿者进行“上游一公里”水源探访活动。“一公里”源自中国饮用水源保护区制度。河流型水源地的一级保护区，一般将取水口上游不小于一千米至下游不小于100米定为水源地核心保护范围。

湘江是长沙的重要水源地，但张运和告诉《周刊》，包括这次参加“上游一公里”活动的很多孩子和家长在内，大多数长沙人并不了解自己生活地方的水源地真实情况。

这种现象其实在中国大陆绝大多数城市普遍存在，由于不容易肉眼直观看出水源地实际情况，加上相关部门信息披露不够，所以也很少有人真正知道并关心，中国城市的集中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正处在各种威胁之中。

水源地内的隐藏危险

张运和带着孩子们和家长访问湘江水源地当日，湘江岸边巨大的排水口管道吸引了大家的注意。长沙湘江水源地段里，排水口在河流两岸每隔几百米距离就有一个。

张运和告诉《周刊》，长沙自来水厂的抽水管道从江心每日抽取数十万吨江水，而一些长沙的城市污水过去会从岸边这些排水口中排出流入湘江。

这些排水口是水源地内直接可见的威胁。“绿色潇湘”负责人称，长沙一级饮用水源地内的排水口至少有50多个，这些曾经是水源地保护区内主要的污染源。与很多中国城市一样，长沙市产生的污水量远远高于全部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公开资料显示，截止到2014年年底，长沙日供水用量最高可达到169万吨，但长沙市全部污水处理厂的日污水处理能力却只有133万吨。

同时，长沙市水务局水资源管理处负责人也曾证实，长沙市的排水管网没有实现雨污分流。据“绿色潇湘”的访问和实地调查，由于雨污未分流，每逢下雨天，一些泵站的工作人员为了防止出现城市内涝，一般只能将超量部分的雨污混合水全部排入湘江。

自2013年开始，长沙市宣布启动110处排水口截污改造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此前预计2015年10月完成，希望借此提升排水水质。但截至《周刊》发稿，这项改造工程仍有若干排口未能完成。“绿色潇湘”方面称，由于水源地保护区附近的排口是“吐槽最多的”，他们向环保部门举报多次，所以已经完成改造，否则一到下雨天，黑臭的污水流入湘江的场景让人触目惊心。

据悉，长沙城区湘江水源地内虽然已经没有工业污水排口，但仍面临来自城市的生活污染以及农业威胁。“绿色潇湘”项目主管廖思难举例说，2015年长沙饮用水源保护区旁的大桥底下，一度有人私围牛圈养了20头牛，牛粪直接堆在河边。后来有市民看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牌子举报后才被清理。

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许新宜认为，相比看不见摸不着的地下水水源地污染，地表水水源地的好处之一是更好监测和治理。许新宜称，“国家优先保护水源地，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水源地周边不允许有污染源。尤其水库型水源地，虽然容易存在富营养化问题，但它整体上比河流型水源地更好保护。”

许新宜曾先后担任水利部水文司副司长、南水北调管理局局长，他以南水北调的水源地——湖北丹江口水库为例，该水库供水1亿多人，被看护得很紧。政府下了很大力气保护，周边居民企业集体迁移。此外，北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密云水库保护区，也下了很大功夫。密云水库周边曾建有很多别墅区疗养院，甚至涉及政府部门。北京市政府当时下定决心全部拆除，密云水库周边数万人全部移出。

但即便如此，水源地保护区内完全杜绝污染源很难。许新宜说，中小城市水源保护区附近的违规建设或违规排污较为常见，大城市的水源地保护好很多，但一些地方也仍然存在保护区内的企业“搬不动”情况，“有些是历史原因造成，大型企业建了几十年，在划保护区以前就建好了，搬不动。政府只能出资尽量让其排污达标。”

环境学者郑丙辉也指出，不少城镇饮用水源附近的生活污染水、养殖污水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水体，严重影响饮用水源的水质；大量生活垃圾和养殖废物随意堆放，严重污染周围水域。即便北京市这样的大城市，至今在怀柔、官厅水库等水源地保护区内，也很难防止居民生活、化肥使用和畜禽养殖等面源污染对水库水质造成影响。

随着城市发展、人口和排污愈发集中，水源地保护面临更大压力。2015年，全国人大的一份报告曾透露，大陆有86个地级以上城市141个水源一级保护区、52个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未完成整治工作，缺乏明确的考核制度和责任规定。

水源地的突发致命威胁

中国的城市水源地不但要面临日积月累、来自流域的污染，还需要面对严重的突发事件。

湖泊水库型水源地富营养化问题突出，蓝藻事件频发，而江河型水源地除了常规污染，安全隐患更多，极易发生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尤其中国大陆的城市，大量工业项目都布设在江河沿岸，不少尾矿库位于饮用水水源上游，大江大河及周边的流动源污染风险较大，直接威胁饮用水安全。

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敲响了饮用水水源地警钟——城市只拥有一个单水源风险太大。从那以后，中国城市被要求具备多水源。

近年来，公共环境事件不断曝光，饮用水水源被危及的案例不断发生。有学者统计，全国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普遍发生过重大事故或两次以上的一般事故，有些地方甚至连续发生重金属污染事件。国家监察部的数据显示，中国水污染事故近年来每年超过1700起。全国城镇饮用水源地水质不安全涉及的人口约1.4亿人。2008年株洲、湘潭镉污染事件；2012年，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2013年，钱塘江水源出现嗅味异常，引起杭州市主城区部分自来水嗅味异常；2014年，兰州自来水苯超标引发百姓恐慌……这些事件令公众对供水安全的信心大打折扣。而这些事件几乎每次都是偶然发现，饮用水专家认为，两次定期检测水质之间发生的污染，往往不能被察觉。

环保部在2015年年末发布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状况评估技术规范》编制中指出，近年来的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评估结果显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水质状况、监测预警和应急管理能力等仍难以满足水质安全要求”。

“突出表现在：部分水源水质不达标、水源结构单一、污染物种类与来源复杂、监测和应急能力不足、应急系统不健全、管理体制存在弊端等。”上述文件称。

水源地评估标准落后水质变化

长期以来，中国不少水界专家都呼吁建立一套独立的饮用水水源质量标准，以及独立的水源地管理制度。这项工作一直在推进当中，但何时出台质量标准尚无定论。

目前评价地表水水源的唯一依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有109项地表水质指标，其中，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24项。对饮用水源的要求比一般地表水更高，如果地表水用作集中式饮用水源，按理还要增加5项补充指标及80项特定指标。不过，在一些饮用水专家看来，水源水质要求的一些指标实质并未进行评估。

郑丙辉、付青等学者都曾在研究论文中指出，导致中国地表型水源地水源超标的污染物类型复杂，既有一般污染物，也有重金属及有毒有机物，如河流型水源超标指标有机化合物总量（CODMn）、氨氮、粪大肠菌群、总磷、铁、锰、锑、砷、石油类、乙醛等；湖库型水源超标指标CODMn、总氮、总磷、铁、锰、石油类、挥发酚等。

上述研究者称，按照目前采用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评价水源水质，难以客观真实反映水源安全状况，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的微量污染物和持久性有毒有机物也没有纳入到水质评价。

30多年来快速工业化导致中国水源地广泛污染，且饮用水源不仅受常规污染物污染，而且受新型有毒物质污染。中国水污染的复杂性堪称世界上前所未有。

水源地中有机物污染尤为凸显。近年中国城市饮用水源的相关研究和调查中，常检出数十、上百种有机污染物。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对全国56个城市的206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有机污染物监测就表明：水源地受到132种有机污染物污染。另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仅长江和松花江流域就检测出107种有毒有害有机污染物。

饮用水专家王占生、刘文君认为，中国对饮用水中有机化合物的危害认识不足。饮用有机化合物总量超标的水，一天两天、半年一年看不出问题，但许多有机污染物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性，它们会在人体中富集，对人体健康具有长期潜在危害，可能要一二十年才致病，并且很难证实疾病与饮用水之间的因果关系。

正是基于有机物污染严重的问题，有研究者指出，目前中国频繁对无机污染物和重金属污染物的监测不符合我国有机物污染严重的现实，建议适当调整地表水水质标准项目、标准限值和监测频次。

同样重要的是，水源地按照目前参照的非专门的标准，也有指标不合理或过于严格的问题。环保部目前对水质的检测和分类，是基于地表水和各种水生生物要求，并非单独为人类的饮用水设定的标准，因此，《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很多水质指标并不适用于水源地。

《周刊》获悉，环保部正试图解决水源地水质评估没有自身单独标准可依的状况。日前，环保部已经公布了两项新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新标准，分别是《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状况评估技术规范》，在技术细节上进行了进一步规范。两项标准已于2016年3月1日实施。

未来若能出炉水源地水质单独标准，将有助呈现客观真实的水源地达标状况，也有助解决供水水质一端与水源地一端的分歧。

《周刊》记者／曾鼎

本文节选自《危险的水源地》，原文刊载于《周刊》2016年第10期总第5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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