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行省制度的影响|元朝野蛮制度：还有夺取汉人的初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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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周作人对于中国人闹洞房的风俗深恶痛绝，他在《谈龙集》中写到：“又浙中有闹房之俗，新婚的首两夜，夫属的亲族男子群集新房，对于新妇得尽情调笑，无所禁忌，虽云在赚新人一笑，盖系后来饰词、实为蛮风之遗留，即初夜权之—变相。”文中的“初夜权”直指元朝时，蒙古人对汉人实施的残酷保甲制中的一项：汉人新婚的妻子得先送到蒙古保长家过三天，保长享受完毕后再送回。

元朝的保甲制，流传到了现代，在叙述上主要有这么几条：元朝制度规定十户为一保，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保长，这十户的财产和女人保长可以随时、随意取用;汉人、南人不得拥有金属刀具，十户人家只能共用一把菜刀，且菜刀平日里须寄放在保长家;保长对汉人新娶的妻子享有初夜权，汉人娶妻后必须先将妻子送至保长家，三日后再接回。

有专家进一步解释说：由于初夜权的原因，中原很多地区汉人有“摔头胎”的习俗，以保证自家血统的纯正。

元朝对待汉人的高压政策，比如说汉人或南人杀了一个蒙古人，得连坐，亲戚要跟着一起掉脑袋;而蒙古人杀了汉人或南人，则仅需赔偿一头牛。倘若保甲制中真的含有“夺取汉人初夜权”的律令，那的确是汉人的奇耻大辱，但是仔细琢磨却不免让人生疑，“初夜权”不仅在任何史料中都没有明确记载，且从逻辑上也行不通。

首先，从 “初夜权”的概念来看。“初夜权”一词最早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当时欧洲人相信少女第一次的“落红”是不祥之物，会给男人带来厄运，只有高贵地位的领主才能抵抗这种力量，所以贫农家的少女都会自愿将第一次献给领主。在我国的南宋、西夏时期，西夏也曾小范围有过“初夜权”，原因在于西夏人普遍信佛，上层妇女往往自愿将自己的初夜奉献给“有道”高僧，以示虔诚。

无论是欧洲还是西夏，初夜权最大的特点是妇女“自愿”，而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汉人显然不会也不可能自愿，虽然当时的汉人只要有一口饭吃，不被逼到没有活路，就会逆来顺受继续忍下去，但是对于汉人女人来说，失去贞操比丢了性命更可怕;对于汉人男人来说，再窝囊，“夺妻之恨”也绝不能容忍。倘若蒙古人强行施行“初夜权”，别说他们能统治90年，可能连9年都统治不到就被推翻了。

其次，从元朝统治者的执政观念来看。元朝统治者在执政期间极力宣传贞节观念。有学者认为元朝“提倡贞节至极致”，一本《元史 列女传》中记载了烈女187人，其中贞节烈女竟达161人。从常理上看，统治者不可能一边宣传贞节观念，另一方面又制订律令来破坏它。

在蒙古人征服了中原之后，出于各方面的考虑，维持社会稳定成为他们稳固政权的第一要务，且元朝的朝廷中大臣有不少的汉人，如果 “初夜权”这样野蛮的律令能得以实施，社会必将大乱，汉人大臣也会强烈反对，从方方面面的角度看，“初夜权”决不可能实施。

最后，从蒙汉的人口比例来看。根据考证，元代人口大约有1亿2000万，其中进入中原的蒙古人不过区区30万。这30万蒙古人中大部分是随着军队迁入的，他们的职业是军人，必须按照编制集中安家。其余部分的蒙古人虽然散落在中原各处，但是人数上已经少得可怜。在与汉人人数上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当时即使有“初夜权”的律令，蒙古人也有行使“初夜权”的权利，怕也是力不从心吧。

至于专家说的元朝中原“摔头胎”的习俗更不可信。即使“初夜权”是真的，元朝的中医也完全可以根据妇女的生理情况算出怀孕的准确时间，而没必要不分青红皂的“摔头胎”。

虽然“初夜权”没有作为单独颁布的律令，但不可否认，元朝统治时期是中国汉人最黑暗的时刻。所以不排除它成为蒙古统治者的隐性权利。毕竟在那个汉人作为奴隶的年代，尊严和自由的丧失让他们成为蒙古人待宰的羔羊，别说初夜权，即使是性命，也随时会被肆意剥夺。

中国历代虽有以韩国女子为嫔妃的事，却没有以公主和亲高丽的史例。因而，元朝公主下嫁高丽国王，是中韩关系史上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元朝与高丽王室的联姻，并非如某些史家所说，是元朝强加于高丽王室的一个桎梏。事实上，此事由高丽方面最先提出请求，而由元朝皇帝加以允准的。高丽国王的请婚，迫于内外交煎的情势。

对外方面，自1231年起，蒙古屡次挥兵入侵，蒙古铁骑所过之处，朝鲜半岛庐社为墟。高丽王室退保江华岛，才得以苟延残喘。在高丽内部，自1170年以来，王权旁落，武臣专政已达百年之久，崔氏更是独秉朝政60年，欺凌王室，恣意废立。1259年崔氏覆亡后，新武臣金俊、林衍又相继专政。武臣对王室顺服元朝殊为不满。

因此，当时在位的元宗决定牺牲国家主权，换取元朝对高丽王权的保障，请求公主下嫁便是其中的一个手段。1270年，元宗前往大都(今北京)朝见忽必烈，为世子(即太子)谌求婚。而世子谌此时35岁，早在10年前就纳有嫔妃。元宗的请求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纯粹为子觅妇，乃属显然。

忽必烈对元宗请婚一事，并未立即应允。1271年，元宗遣使再度为世子请婚。不久，忽必烈即同意以幼女齐国长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此时公主年仅13岁，不能立即成婚。3年后，世子谌才得以与公主完婚。不久，元宗逝世，世子谌即位，是为忠烈王。据说，公主与忠烈王同车来到高丽国都开京(今开城)时，高丽父老奔走相告：“不想百年战火之余，还能再见太平。”可见高丽人对元朝公主下嫁的重视。

齐国长公主的下嫁，揭开了为时近百年的元朝与高丽王室联姻的序幕。从忠烈王到恭愍王，在这7位高丽国王中，有5个国王娶了元朝公主。其余的两位国王，忠穆王冲龄即位，死时仅12岁;忠定王因狂悖而被迫逊位，年仅14岁。他们在位时未到婚龄，因而无法娶到元朝公主。在当时，蒙元兵力笼罩之下的高丽政体，可用国王与公主共治来概括。忽必烈在齐国长公主下嫁4年后，撤回了驻在高丽的达鲁花赤(监察官)，可能便是由于公主更能代表元朝皇帝监督高丽的缘故。

元朝与高丽的强弱之分，充分表现于元朝公主在高丽宫廷中的地位。就名份而言，不论高丽国王是否原有嫔妃，公主下嫁后即被册为正宫。齐国长公主下嫁时，忠烈王早已纳妃，而且伉俪情笃。但公主来后，原来的王妃不得不移居别宫，与忠烈王绝不相通。

在高丽后宫，元朝公主手操生杀大权，国王和其他嫔妃不得不仰其鼻息。例如，忠烈王对齐国长公主的无礼行为，往往“禁之不得，但涕泣而已”，而公主对国王则动辄以手杖敲打。事实上，高丽国王并非惧内症患者，而是迫于岳丈家的威势，以致乾纲不振。

元朝公主虽不断下嫁于高丽，但元朝廷并未纳高丽王女为后妃。这是颇可玩味的现象。自古以来，高丽女子就以婉媚著称，元朝官宦之家竞相收纳高丽女子为妻妾侍婢。而忽必烈曾有令禁止以高丽女子为后妃。他的做法，可能是遵循以蒙古人为后妃的传统，而不愿“黄金氏族”的血统被高丽人(元朝将其视为汉人)污染。

公元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1279年灭南宋，结束了辽、金、宋、大理、吐蕃、西夏等诸国并立的混战局面，使中国重新归于统一。元朝统治者为适应和强化对各民族的统治，将各民族分为四等，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从而形成了以蒙古贵族为中心、各族地主阶级参加的统治集团，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与政治制度对应，元朝的赋税制度也具有强烈的民族压迫色彩，有许多特异之处：

元朝赋税的第一个突出特点是南北异制。元朝对各族、各地人民实行分而治之的田赋税收制度。对蒙古族税收从轻，对汉族及其他民族赋税丛重。汉人负担重于女真人，女真人负担重于蒙古人。不仅田赋南北异制，其他赋税也南北各异。

元朝赋税的第二个特点是轻课工商业的政策。元朝对军户、匠户、站户实行优待，有一定限度的免税权，工商业税率较低，这就促使了元代商业的繁盛，使商税无论是品类还是数额都有明显增加。元朝还重视盐税，使商税和盐税成为元朝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

元朝赋税的第三个特点是赋税征钞制。在以往各代，赋税一般以实物缴纳，虽然也有征钱的情况，但不是普遍现象。元代则不然，赋税大部分征钞。这说明元代货币经纪发达，国家已经以钞为法定通货。在当时，赋税征钞给人民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随着钞币的贬值，赋税的加重，人民受害不浅。

元朝还实行包税制(元人称为扑买或买扑)。由商人以较低的数额在规定时间内，一次向国家包缴某一项税款，承包者再按较高数额向百姓征收，从中获取差额利益。包税制对国家说减少财政收入，对百姓说加重负担，是一种既有害于国又有害于民的税制。

在民族歧视政策下，元朝统治者不断加强对各族人民的财政搜括。自世祖至元至文宗天历的70年间，国家赋税不断增加，如盐课增加20倍，茶课增加240倍，商税亦增加近10倍。而官吏的额外苛敛更使民不堪命。

人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负担，或逃亡，或啸聚山林，与官府对抗。商人有时也被迫罢市以抗苛税。最后终于爆发了以白莲教为主的农民大起义。

元代社会处于蒙古统治者的严厉而高压的统治之下，《功过格》苛刻地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生活。可是，皇帝却不受《功过格》的约束，也不受任何法律条款的制约。

御医忽思慧写了一部《饮膳正要》，进呈皇宫，献给皇帝。他提出了房中养生的观点，告诫快乐中的男人女人，不要在眼睛充血时行房，也不要在寒风、凉气之中行房，更不要在洒醉之时行房。他郑重地说：避色如避箭，避风如避雠。崇尚性力的大乘教金刚乘，从印度传入中国，在元代宫廷之中极为流行。皇帝信奉金刚乘，后妃们也坚信不疑，一时之间，讲究男女双修的房中术，在宫廷之中盛行，并在京都蔚然成风。

元世祖忽必烈一身豪气，身边女人无数。他喜欢汉人修身的房中养生，也喜欢金刚乘讲究的双修。许多身怀绝技的房中术士，特别是密教术士出入宫廷，受到元世祖的特别宠遇。精通密教法术的八思巴大师，按照密教嘿金刚仪式，封忽必烈为世界君主。

在元代的宫廷之中，有许多画像、塑像，都是男女双修图，图形是尊神与称为明妃的女子合欢，藏语称为雅雍。这种男神与女性配偶合欢的造型，称为双修，就是通过与女性配偶的性交来超度自己，从而达到一种修炼的最高境界。元世祖以北京为大都。当时，北京镇国寺中，建造了一座十分雄伟的佛母殿。

大殿之中，雕塑了许多高大威猛的喇嘛神像，这些神像，造型都是与一位美丽的女性配偶相拥。双修神像展示的仅仅是男女交合的场面，男女的神情虽然紧张，但还看得过去。可是，在一些书籍之中，有关双修的描述则近乎恐怖，是一种疯狂的淫乐修为，也是一种让女人献祭、成为祭坛上的牺牲品的血淋淋的修炼功夫。

《元史》记载了元代皇帝修炼的双修秘法，称为演揲儿：荐西蕃僧伽真于帝。其僧善秘密法，谓帝曰：陛下虽尊居万乘，富有四海，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何?当受此秘密大喜乐禅定!帝习之。其法，亦名双修法，曰演揲儿，曰秘密，皆房中术也。帝乃诏以西天僧为司徒，以西番僧为大元国师。

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谓之供养。于是，帝日从事于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八郎可能是皇帝宠爱的近侍，是与皇帝一起双修的狎戏之徒。十六是一组女神，代表十六个精修密教的美丽女魔。

陶宗仪在《元氏掖庭记》中说：十六位跳舞的女子，头发梳成长辫，长辫披散下来，头戴象牙冠，身穿大红袍，红袍上缀满了闪烁着金光的流苏。她们一边漫舞，一边手持酒杯，酒杯是人头骨制作的，非常精致，用这种头骨酒杯喝酒，充满了刺激和野性。元宫的这套男女双修法，一直流传着，进入明宫，成为明帝乐此不疲之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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