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啥时候分出去的|蒙古到底啥样？中国人去蒙古后道出真实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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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日结束为期四天的蒙古国之行返回北京，此行总理不仅与北方近邻签署了15份双边合作文件，还为亚欧会议新10年贡献了中国方案，同时还在南海问题上赢得广泛支持，做大了中国的朋友圈。至此，总理本年度首次出访划上了圆满句号。

在很多中国人眼中，蒙古国或“外蒙古”似乎只是一个离家不久的孩子，本质上跟内蒙古没有什么差异。近年来，在媒体眼中，蒙古国又似乎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楷模、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奇迹、下一个迪拜。

从北京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飞行距离仅仅1160公里，那么近;而我们对蒙古的了解，却又那么远。

迷失

乌兰巴托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个草原上的大县城。在两座山中间的空地上，沿着图拉河盖了一大片多为三四层高的小房子，就是市中心;再外围就是密密麻麻、漫山遍野的小木屋甚至蒙古包组成的贫民窟。全国三百万人口近六成挤在了这里。

没有几栋现代化的建筑，最大的商场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援建的;成吉思汗国际机场也只是个二层小楼，连部自动扶梯都没有;就连市区中心地段的道路，都坑洼不平年久失修，与广场边上“LV”门店醒目的标志相映成趣。

“乌兰”是红色，“巴托”就是我们在国内常听到的巴特尔即“英雄”的意思。在被前苏联控制了70多年后，无论是这城市的名字、土豆牛肉洋葱为主的西式菜谱，还是满眼的西里尔字母，都仍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前苏联味道，一股社会主义味道。

这味道连同乌兰巴托城东60公里那片岩山中因苏联前苏联“大清洗”而被烧死的几千名喇嘛一样，深深地埋藏在蒙古人的记忆里。

“红色英雄”是市中心广场上的那尊策马扬鞭的雕像。苏赫巴托，这位领导蒙古独立的英雄，随着其创立的共产主义政党“人民党”的日渐式微，只能出现在小面值的蒙古货币上。而以他名字命名的苏赫巴托广场，也已改名为成吉思汗广场。

1921年7月11日在前苏联帮助下民族独立并建立的社会主义蒙古，不是如今蒙古人心目中的国。因此，虽然每年7月11日仍然是蒙古国国庆日，仍然是放假三天普天同庆的那达慕盛会，但庆祝的并不是民族独立，而是所谓的初始国家建国2224年、大蒙古国建国809年。

初始国家，就是咱们在历史书上学过的，那位向西汉吕后求婚的冒顿单于建立的匈奴帝国;大蒙古国，自然是铁木真称汗建立的那个无比广阔的帝国。蒙古人的“蒙古梦”，就是那个马蹄踏尽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帝国。

因此从面值500-20000的蒙古货币，到各种巨大的雕像，无一不是成吉思汗的光辉形象，以成吉思汗命名的饭店、酒类、食品也不胜枚举。但实际上，就连成吉思汗的后裔“黄金氏族”，也都早已被前苏联清洗殆尽了。

邻居

在蒙古人看来，成吉思汗的辉煌不再，就是因为汉人。从明到清到民国，汉人不仅蚕食其土地，还镇压其独立。而且，更让蒙古人不能接受的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蒙古家庭的生活仍然优渥，电冰箱、电视等各种家电普及率很高，比中国高好几个档次，吸引了大批中国侨民，而现在有钱的却是中国人。这种心理上的失落感可比如今香港对大陆的复杂感情。

根据蒙古国国家情报学院情报研究中心2014年7月的民调显示，98%的蒙古民众认为中国对蒙安全的负面影响很大;38%认为应以国产替代从中国进口商品;32%认为不应引进任何中国劳动力，23%认为应该尽量拒绝中国的贷款和援助;

83%的受访者认为不应对中国公民入蒙免签(目前蒙古公民来华30日免签)。于是，各种类似黑社会性质的反华组织也层出不穷，打着环保的旗号，到中国企业、工地去闹事，在中国大使馆门前示威……

凡此种种，有的纯粹为了敲诈中国企业钱的，也有的带着一定政治目的的。一是为了收取保护费，二是一种政治表演，为了获得国外的经济支持并为自己赚取政治资本。

此外，那些低学历、低收入的小“愤青”们，也在网络上发泄不满，甚至对大街上中国人进行肢体攻击。哪怕是在蒙娶妻生子生活多年的蒙古族华人华侨，也是他们攻击的对象。

在这些蒙古人眼里，中国的蒙古族不是蒙古人，只是中国人。为了迎合这些为数不少的民粹主义选民，获得政治利益，一些政党和政府官员也会在公开场合亮出排华姿态，甚至出台法律规定乌兰巴托市一切户外广告、楼宇名称、招牌等均禁止使用汉字(日文招牌中带的汉字不在此例)。

俄中两大邻国都跟蒙古有着历史纠葛，可是长生天却只给蒙古安排了这两个地理上的邻国。无可奈何之下，蒙古政府抛出“第三邻国”的政策，希望绕过中俄，跟美日韩亲近。

所以，哪怕国内没有一条高速公路，甚至主国道很多路段都是土路，蒙古征服也不愿意都让中国企业插手;宁可在口岸多转卸一次货物、提高成本、降低其出口矿产品的竞争力，也要把铁路修成宽轨。

可无论怎么绕，在这个工业落后、商品匮乏的国家，其吃穿住用行的大部分也得靠来自中国的出口。就连那些他们亲睐的日韩商品，也得通过天津转运，才能送到大蒙古国的土地上。讨厌你，却又离不开你，蒙古人对中国这个邻居的感情心情复杂极了。

制度

经济发展上的落后让蒙古人失落;他们感到骄傲的，或许是其“民主”制度。上世纪90年代脱离前苏联控制后，蒙古国大胆革新，请美国帮其制定了宪法，誓让全世界最先进的民主制度在成吉思汗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可二十多年过去了，政党成立得不少，却没有一个能够带领蒙古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各政党往往是为了上台，相互之间进行各种利益交换;上台之后就把政府的各个岗位从头到脚换上自己的人马，连一般科员级别的职位都不能幸免，由此破坏了政府工作的连续性。

同时，新上台的政府往往会将上届政府的经济决策、工程项目全盘否定，签的合同全部撕毁，重新再来，以满足集团内的利益分配需要——因为蒙古国允许公务员经商(2013年，蒙古国外交部长包勒徳公开申报的个人年收入约合人民币1.18亿元)，所以每一项政策、每一个项目背后都有着上至政要下至普通公务员的巨大利益诱惑。

这种政府的朝令夕改令海外投资者裹足不前，因此自2012年以来，蒙古外国投资连年骤降，这对于一个急需输入血液以求发展的国家来说，实是雪上加霜。当新政府熟悉了工作内容，真正想做一些有利于国民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项目的时候，在野党又会害怕其做出政绩获得连任，千方百计设置障碍。

无数可以抓住的发展机遇，就这样在一个又一个四年的缠斗中偷偷溜走。蒙古国的政客和学者们都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却跳不出这个怪圈。

伟大的罗马共和国的民主建立在对别人的侵略上，其对“市民”权利保障建立在对“万民”的奴役上;欧洲民主的历程与其海外殖民史紧紧相连;美国的民主也是依靠对有色人种的压榨和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发战争财;

俄罗斯经济的复兴恰恰是依靠普京的强势而非民主才能获得成功……民主制度本身并不能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反而是经济的富足才能孕育出民主。

实行“民主”制度二十年并被美国誉为“民主国家典范”的蒙古，贪腐横行、贫富差距极其严重。在政党的利益纷争中没有把握住经济发展的机遇，依靠矿产出口为支柱的国民经济异常脆弱。

而搭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高速奔驰发展了两年就洋洋自得，开始出台严格的法律限制外国投资，结果作茧自缚，造成经济发展停滞、货币贬值。

政府不得不反思自己的发展思路并重新修改投资法，但投资者的信心，并没有随着新法的实施而的迅速恢复。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破灭了，上任仅仅两年的总理下台了，蒙古经济陷入泥潭难以自拔。是否能跟得上节奏，令人存疑。绝不会这么快。

劳工

刚到蒙古的第二天，我就接待了好几拨中国农民工。他们讲着自己被骗的经历，讲着自己怎么在建筑工地被蒙古保安欺负，讲着如何身无分文从工地逃出来、两天没饭吃……当他们最终看到使馆飘扬的五星红旗时，十多名四五十岁的工人在我面前像个孩子一样哭了。

他们不想要回被骗的钱，更不指望拿到工钱，唯一的愿望就是回到祖国。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把刚从同事那儿借的当地货币给了他们一部分，让他们先去吃点东西。

从那一天起，我的手机号被公布在网上，开始了每天24小时、每周7天接待并处理非法劳务和劳务纠纷的工作。在蒙古工作的两年五个月时间里，我接到投诉电话5000余次，收发短信4000余条，和同事们累计接访400余起，到工地现场处置100余次，涉及劳务人员近6000人次。

来蒙古打工的农民工，大多为建筑工人，基本上都违反了国务院《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规定，即在连书面劳务合同都没有签定的情况下，私自通过黑中介或直接跟包工头来蒙务工。

刚开始以为只要在国外就能一个月挣近两万块，结果辛辛苦苦工作四五个月拿不到工钱，于是就会打电话发短信向使馆投诉。有的还赋诗一首：“九月乌兰早入寒，塞外积雪已堆满。可怜民工单衣寝，无有工资苦难言。”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只能调解，只要上面的大承建商或开发商是中资企业或中国人，一般都能尽可能地为他们协调下来些工资，并把他们送回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日结束为期四天的蒙古国之行返回北京，此行总理不仅与北方近邻签署了15份双边合作文件，还为亚欧会议新10年贡献了中国方案，同时还在南海问题上赢得广泛支持，做大了中国的朋友圈。至此，总理本年度首次出访划上了圆满句号。

在很多中国人眼中，蒙古国或“外蒙古”似乎只是一个离家不久的孩子，本质上跟内蒙古没有什么差异。近年来，在媒体眼中，蒙古国又似乎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楷模、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奇迹、下一个迪拜。

从北京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飞行距离仅仅1160公里，那么近;而我们对蒙古的了解，却又那么远。

迷失

乌兰巴托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个草原上的大县城。在两座山中间的空地上，沿着图拉河盖了一大片多为三四层高的小房子，就是市中心;再外围就是密密麻麻、漫山遍野的小木屋甚至蒙古包组成的贫民窟。全国三百万人口近六成挤在了这里。

没有几栋现代化的建筑，最大的商场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援建的;成吉思汗国际机场也只是个二层小楼，连部自动扶梯都没有;就连市区中心地段的道路，都坑洼不平年久失修，与广场边上“LV”门店醒目的标志相映成趣。

“乌兰”是红色，“巴托”就是我们在国内常听到的巴特尔即“英雄”的意思。在被前苏联控制了70多年后，无论是这城市的名字、土豆牛肉洋葱为主的西式菜谱，还是满眼的西里尔字母，都仍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前苏联味道，一股社会主义味道。

这味道连同乌兰巴托城东60公里那片岩山中因苏联前苏联“大清洗”而被烧死的几千名喇嘛一样，深深地埋藏在蒙古人的记忆里。

“红色英雄”是市中心广场上的那尊策马扬鞭的雕像。苏赫巴托，这位领导蒙古独立的英雄，随着其创立的共产主义政党“人民党”的日渐式微，只能出现在小面值的蒙古货币上。而以他名字命名的苏赫巴托广场，也已改名为成吉思汗广场。

1921年7月11日在前苏联帮助下民族独立并建立的社会主义蒙古，不是如今蒙古人心目中的国。因此，虽然每年7月11日仍然是蒙古国国庆日，仍然是放假三天普天同庆的那达慕盛会，但庆祝的并不是民族独立，而是所谓的初始国家建国2224年、大蒙古国建国809年。

初始国家，就是咱们在历史书上学过的，那位向西汉吕后求婚的冒顿单于建立的匈奴帝国;大蒙古国，自然是铁木真称汗建立的那个无比广阔的帝国。蒙古人的“蒙古梦”，就是那个马蹄踏尽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帝国。

因此从面值500-20000的蒙古货币，到各种巨大的雕像，无一不是成吉思汗的光辉形象，以成吉思汗命名的饭店、酒类、食品也不胜枚举。但实际上，就连成吉思汗的后裔“黄金氏族”，也都早已被前苏联清洗殆尽了。

邻居

在蒙古人看来，成吉思汗的辉煌不再，就是因为汉人。从明到清到民国，汉人不仅蚕食其土地，还镇压其独立。而且，更让蒙古人不能接受的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蒙古家庭的生活仍然优渥，电冰箱、电视等各种家电普及率很高，比中国高好几个档次，吸引了大批中国侨民，而现在有钱的却是中国人。这种心理上的失落感可比如今香港对大陆的复杂感情。

根据蒙古国国家情报学院情报研究中心2014年7月的民调显示，98%的蒙古民众认为中国对蒙安全的负面影响很大;38%认为应以国产替代从中国进口商品;32%认为不应引进任何中国劳动力，23%认为应该尽量拒绝中国的贷款和援助;

83%的受访者认为不应对中国公民入蒙免签(目前蒙古公民来华30日免签)。于是，各种类似黑社会性质的反华组织也层出不穷，打着环保的旗号，到中国企业、工地去闹事，在中国大使馆门前示威……

凡此种种，有的纯粹为了敲诈中国企业钱的，也有的带着一定政治目的的。一是为了收取保护费，二是一种政治表演，为了获得国外的经济支持并为自己赚取政治资本。

此外，那些低学历、低收入的小“愤青”们，也在网络上发泄不满，甚至对大街上中国人进行肢体攻击。哪怕是在蒙娶妻生子生活多年的蒙古族华人华侨，也是他们攻击的对象。

在这些蒙古人眼里，中国的蒙古族不是蒙古人，只是中国人。为了迎合这些为数不少的民粹主义选民，获得政治利益，一些政党和政府官员也会在公开场合亮出排华姿态，甚至出台法律规定乌兰巴托市一切户外广告、楼宇名称、招牌等均禁止使用汉字(日文招牌中带的汉字不在此例)。

还有的工人干脆是持商务考察签证或旅游签证在蒙古务工，违反国内规定的同时，也触犯了蒙古当地法律(蒙古法律要求在蒙务工需要由劳动部批准并持劳务签证入境，并办理相应居留证照)。

这样的工人往往处境更惨，来蒙后就被藏匿在工地中，终日高强度工作。记得有几个工人就因受不了而逃出了工地，在语言不通、环境陌生的情况下，跋涉花了四五个小时找到使馆来求助。

我和同事开车随着他们找了一晚上，才最终找到离市中心十几公里远的工地。十冬腊月、雨雪交加，七八个工人扛着行李跟着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从偏僻的工地走到大路上，边走边仍不住地千恩万谢。

我早已习惯凌晨或周末还不断响起的投诉电话，也希望能尽可能多帮到一些人。当然也有可气的时候：有的劳务人员素质实在令人无奈。有一次遇到的一些在海外务工多年的农民工，去过不少国家，到哪里都不安分干活，稍不如意就挑唆100多名工人到大使馆来围堵。

我们六十岁的老参赞通宵达旦地在警察局安抚处理，站了10多个小时，连水都喝不上一口。而那些工人在被带到警察局接受调解时，还自称不会干活，只会打架，极度不配合蒙方调查，蒙古警方因此要拘留他们。我们又费了半天工夫解释，才让工人们免了牢狱之灾。。

蒙古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城市建设特别是住房改善的各类项目亟需大量建筑工人，而蒙古当地的工人缺乏技术且不能吃苦，在蒙的各国建筑企业就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农民工。

但蒙古国法律又规定在蒙的某一国人数不能超过三万人，具体给中国工人一年的劳务签证数量不足两万，远远不能满足客观需要。于是，中国二连浩特口岸到乌兰巴托的火车上，每天都有几百名怀着“淘金梦”入蒙的中国非法劳务人员。

他们自我保护能力差、法律意识淡薄，出了问题就要求政府解决。尽管我们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宣传来蒙务工存在的种种问题，仍阻止不了问题的出现，只能怀着“商务为民”的责任一起又一起地积极处理。

每当看着满满几车厢的中国农民工顺利返程，收到他们临行发来的感谢短信，我都会问他们：蒙古哪儿好啊，你们就跑来打工。他们讪笑一下，说我们都以为外国好，出来后才发现，还是自己国家最好。话还没说完，新的投诉电话就又打进来了。

沟通

2013年10月末，已经入冬供暖两个月的一天，我根据使馆的安排在蒙古国理工类第一学府蒙古科技大学作了一场讲座，题目是“我在中国的三十年”。我告诉他们我出生时的中国是什么状况，以及我父母结婚的年代追求“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

不幸的是我爸爸结婚时既没有钱也没有票，从而使我妈妈成为了那个比其他姑娘更加不幸的人;万幸的是，我妈妈还是嫁给了我爸爸，否则我就不能站在那里跟他们聊天了。

我告诉他们，去年我在来蒙古工作前一个月匆忙地和我的妻子结了婚，但我们有一个我父母当年甚至做梦都想不到的美好的婚礼。我们选择在北京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追逐美好的生活，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在我们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

现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在场的蒙古学生听着我的亲身经历，了解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也看到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希望，不断提问，想着去中国留学后回来致力于中蒙经贸往来和文化交往……只短短一个多小时，相互的了解和理解就加深了不少。远的，也拉近了。可惜，这样的沟通和交流的机会还是太少。

结语

乌兰巴托是世界上最冷的首都，一年八个月是冬季，最低气温接近零下五十度。八个月的冬季，以高硫含铀煤为主要供暖燃料，伴杂着数以十万计的贫民窟焚烧木柴、垃圾、旧轮胎产生的毒烟和粉尘，含铅汽油产生的尾气，郁结在这块终年无风的谷地中，遮天蔽日，异味刺鼻，挥之不去。不只是PM2.5，连PM25都能超标，因此也是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首都。

但春夏秋三季的那四个月，蓝天白云，草原无垠，美丽如画。

冬天如此漫长，我们因此才会更加期待那最美好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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