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记者曝光热线】西安记者忆陈忠实：爱陪老伴看戏，永远吃学校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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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桌上的字和瓷罐都是陈忠实老师留下的

娱乐讯 日子还是老样子，案头放着陈忠实老师手书的大瓷罐，冰箱里冻着从他家拿回的宁夏枸杞，书桌里躺着他曾勉励我的四个大字：“思逐风云”……这些物件一如既往，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主人仙逝了，我也错过了跟陈老师相见的最后一面。

数年前，微博上曾谣传四起，我顺手拨通陈老师的电话，三声之后电话那头一句中气十足的秦腔：“谁呀？”瞬间心里石头落地，一众围观者也速速散去。昨天上午我如法炮制，幻想着还能听句秦腔，7个未接通的电话之后我慌了，紧接着西安电视台主持人郝靖让我速赶到直播间，这时，我只能选择信。

仓皇逃进演播室，眩目的顶光依然无法令我平静，与作家杨争光老师同坐在主播台上，我内心焦虑，面上克制、客观、冷静，顾左右而言他，不敢回忆细节，生怕排山倒海而来的细节触动情绪，失态。

2004年深秋，陈老师声如洪钟的秦腔掷地有声：“没有深刻思想内涵的作家还不如去斗个鸡，或者斗个蛐蛐来得有意义……”那是记者第一次见到陈老师，他正给外院的大学生们传道授业。没成想外表朴实至极、目光清澈炯炯的关中老汉，言语竟如此犀利彪悍。还未面对面，陈老师对世间万物发乎于心的悲悯情怀就扑面而来，瞬间那些文坛巨匠、著名大作家的光环就消失了，他更像是农家院子里一位乡党和亲人。

陈老师对西安晚报的记者特别亲热，那是一位未曾谋面的老辈人积来的福报。上世纪6、70年代陈老是文艺青年、先锋诗人，诗歌俱是小清新风格，他对着自家开花的梨树能填上一首婉约派《卜算子》抒情，也能客串“拭目扪心史为鉴，破禁放足不做囚”的豪迈风。老人给我说，年轻时张狂，诗歌写了一河滩，第一篇小诗就在西安晚报上发表。还没来得及高兴，文艺部编辑就给他写来一封数千字的长信劝诫他放弃。“老师信写得诚恳，说我散文比诗写得好，文学路精力有限，术业要有专攻，最好在一点上突破。”年轻的先锋诗人忍痛斩断诗歌路，专攻散文，继而转向小说。40多年前未谋面的恩人的教导，陈老师感激了一辈子。

笔者采访陈忠实老师

陈老师人敞亮，逢人说实话，不爱阳奉阴违的应酬。但凡看戏和演出，必携老伴陪同，其实他是想陪老伴、给老伴解闷。他爱跟人拉家常，从不愿给人添麻烦，更不怕人笑话他是农民。他时常不以作家自居，“我跟白鹿原上任何一个老农民都没有区别，农民在土里刨用得是农具，我只不过拿笔耕耘我的文学自留地，盼着好收成，其实都一样。”他挚爱白鹿原，手舞足蹈地给我说幼年白鹿原上过年的光景，记忆深处的馍香和酒香，震得人发颤的鞭炮声，可是，即便再美、再热闹他也不愿回到那过年盼白馍的白鹿原，他悲悯那年月农民们讨生活的苦难。“我在那里体验着农村生活，开始是无意识的，后来是觉醒式的，农民给了我表述中国乡村的强烈欲望。”

陈老师尽管和蔼、慈祥，训起人来也“残货”，前几年有摄影师朋友拍了白鹿原最后的窑洞做成集子，托我拿去给陈老师瞧，陈老师感慨：眼下都忙着当官做生意的光景，居然有人关照白鹿原的人文生态。书里附了一张白鹿原窑洞分布图，陈老师一眼就发现失误之处，立刻坐定把地图重画一遍，订正标注，见我目瞪口呆即刻数落：“官僚作风！一个关中人，还当这些年记者，东南西北不知，连个灞河、浐河都分不清，原上原下不明白，你就整天别往基层跑，不要关心农民死活，看哪热闹哪钱多你就往哪钻！”

他实在有资格痛斥“官僚作风”，因为他保持着农民的俭朴。最近这几年，陈老师深居简出，不再出门讲学、出席活动，整日窝在南郊的工作室里“上班”，没人来访就守着屋里一个18寸的破电视，来人就带到书房那张旧书桌前说事，吃的永远是学校食堂。劝他回家休息，他老给我说人不“上班”不行，不“上班”就没有前途、没有奔头。

有时寻陈老师采访，给他带些花、茶叶、雪茄之类，可他总嫌我花了钱。“人老了都没用了，花钱是浪费，还不如花到别处。”最后，带去的东西不但让我原封不动提回去，还要把自家的东西搜腾些合适的出来让我带走。

前两年，偶尔找他签书，总觉得老人精神不好，去了都是麻烦和打搅。可老人没一次拒绝，反过来安慰我:“现在都流行网络小说了，咋还有读者记得我呢，让我签书是给我长脸，能给读者签书是我巨大的荣幸。我老了，能做点贡献我高兴，你快来，趁老汉还能动弹，还能发点余光，能签多少是多少。”我心里暗叫不妙，因为，这话说得像在告别。

陈忠实与笔者亦师亦友

2月24日，陕西人艺话剧《白鹿原》进京发布会上，近百家全国媒体都在寻觅陈老师，大家非常想念他。只可惜，没看成咱陕西人演的最纯正的《白鹿原》，是他生命中最后的遗憾。这次重排话剧，陕西人艺原封不动的用了北京人艺的本子，兄弟院团移植改编，得有说法。陈老师知道陕西人艺的难处，不但没收一分钱版权费，还亲自找濮存昕协调。濮存昕一口答应：“只要陈老师的《白鹿原》能上舞台，我们什么都不要。”

25日中午，我正在天安门广场上晒太阳，陈老师看了报纸和短信打来电话，声音洪亮到丝毫不像病了，激动地说好等回去了看他。可才三天时间，我回西安偷懒了一下，陈老的病情便又加重了，见面只得作罢，我也再没坚持，这一错过即是永远。

两天前，北京某文艺团体打来电话，说5月8日定在白鹿原影视基地做一场实景歌剧版《白鹿原》发布会，如今，无限期推迟。上月底，北京一位制片人想来在五一过后来西安见陈老师，最近有投资人想以另一个角度，重启《白鹿原》题材的电影。众人为了《白鹿原》都在激情燃烧，可写《白鹿原》的人正去往天堂。

回望自己为陈老师写下的文字，发觉有些问题。十二年来，我似乎从没没把陈老师当作作家来看待。虽然我们也会时常探讨文学，探讨文坛，但见了面更愿意说些关起门来的家长里短，而不是冠冕堂皇。因为，对陈老师，我没办法像一个记者那样拥有客观的立场，陈老师也没法客观冷静的向我来阐述观点，我与老人常常手舞足蹈，毫不端庄，不顾斯文。这不像是记者与被访者的关系，也不像作家与文学爱好者的关系，他拿我当娃，我拿他当爷。

在我心目中，他是陕西文学的一道脊梁，他更是一位挺直了脊梁的大写的人。他就像白嘉轩和朱先生的综合体。他兼具农民的质朴和儒家文人的谦恭，他给予这个世界的温暖，包括曾给予我的温暖，足以让我抵御一些生命中难捱的时刻。他让我懂得，这样品质的人真实存在着。可是，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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