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失忆真的存在吗|民进党选择性失忆的“促转条例”无助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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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立法院”在民进党的优势下将“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付委审查，其“立法”主旨在还原历史真相、促进社会和解、促成政党公平竞争等，具体做法包括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及处理不当党产等，从理论上看都是转型正义的理所应当，“立法”本身并没有问题，但草案在“立法院”进入实质程序后却引起愈来愈激烈的争议，许多人怀疑条文本身及其背后的逻辑是为追杀国民党及再次“去中国化”奠基。

疑虑主要出在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首先，在人员设置上只规定单一政党不得超过3人，但未规定政党间比例，这就为任命无党籍但政治色彩相同人士预留了广泛空间，政党限制条款形同具文，可能沦为民进党及其侧翼清算国民党的政治工具。其次，所谓威权象征未有清楚界定，先前民进党籍“立委”提出废除孙中山遗像，曾引爆社会争议，显然，孙中山是否为威权象征，以及孙中山遗像是否继续悬挂等问题若全赖民进党及其联盟的自由裁量，未来很难形成社会共识，而孙中山与大陆的连结更可能引发“去中国化”的疑虑。

另外，两蒋对威权时代众多不义事件的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问题，显然是“转型正义”的重中之重，但他们作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亦有历史功绩，现有论述只强调究责，未平衡处理历史功过问题，片面的认定无助于社会和解。

民进党版无视完整历史却只单纯处理国民党问题，与现今台湾“亲日仇中”的氛围若合符节，难怪很多人怀疑其包藏“去中国化”的祸心。事实上，这也直接牵涉到转型正义的公平问题，比如过去曾在日据时代协助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台湾人，与威权时代滥杀无辜的军情特人员又有何种区别？再者，威权时代出于统治便利，延揽了许多日据时代即已充当殖民者帮凶的官员进入国民党政府体系，这些人的罪责是否只限于威权时代，而不需要再往前扩大到日据时代？类似问题可争议之处甚多，但显然在当下社会氛围之下，这些问题根本不会被讨论。

比较全球许多实现转型正义地区的丰富经验，台湾在转型正义方面的实践的确远远不够，确实需要借鉴和补课。台湾地区已经实现民主化多年，在言论和学术研究方面都拥有不言自明的自由，为何会在转型正义方面迟迟未有进展？这当然跟威权遗绪或明或暗的抗拒有关，但这在世界各国及地区都同样所在多有，别的地区可以克服为何台湾地区不可以？最大的差别恐怕在于对转型正义的工具化运用，使得转型正义议题沦为特定政党攻讦另一政党的工具，无形中减弱了转型正义本身的正当性，也不利于转型正义原本希望推动的社会和解。

蔡英文务必妥善处理这一问题，不要低估这一问题的争议性。若有心真正推动转型正义，就应该从正义的原初意涵出发，顺着台湾近代史的整体脉络，设计出更完善的转型正义条例，或者在讨论过程中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将不同族群和世代的核心关切都纳入其中。在具体行动上，首先，须彻底摒除清算斗争国民党的动机;其次，必须将转型正义的范围扩大至1945年之前。

民进党应该明白，社会各界提出反对意见，并非是为了捍卫国民党，某种程度上说，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主要还是要靠组织与社会沟通能力。对蓝营支持者来说，支持国民党主要是为了捍卫国民党所代表的政策主张和价值取向，现在民进党以否定国民党的价值为理由打击国民党，只会激起泛蓝民众的反弹，从而让蔡英文未上任就陷入社会对立的氛围之中。

通案调查日据时代的不公不义事件真相并公布于众，让日据时代的加害者也承担基本的道义责任和历史责任，不仅涉及历史的正义，更有助于社会内部不同族群的和解，否则的话，转型正义只会流于政党攻讦而注定无疾而终，台湾社会各族群只会继续在各自的悲情中各说各话，无从真正实现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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